历史真相与加工

                                       秦皇岛市教科所  杨葛莉

    阅读下面历史人物档案，回答问题（见读书会）

1.韩子栋 

国民党军统重庆集中营里唯一独自越狱成功的脱险者——韩子栋！

     韩子栋，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党委派打入国民党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复兴社，组织建立情报网，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被捕后，他被辗转关押于北平、南京、武汉、益阳、息烽、重庆等地的国民党秘密监狱长达14年之久。在狱中，他始终坚贞不屈，坚信共产主义真理，一方面积极参与狱内斗争，另一方面以顽强的毅力与斗志，拒绝了特务的威逼利诱，以高度的智慧和机敏隐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为后来成功地越狱脱险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6年7月，国民党军统贵州息烽监狱撤销，韩子栋与其他难友们一道转押到重庆渣滓洞监狱，罗世文、车耀先牺牲后，又被转押到白公馆。在白公馆，许晓轩领导难友们建立了“狱中党组织”，“狱中党组织”决定要组织难友们积极准备越狱逃跑，原则是有机会就逃，不要迟疑，跑掉一个算一个。当时，韩子栋已在牢里被关押了十几年，由于他善于隐蔽，在特务眼中他就是一个本份老实、听话、肯做事、又是被关了十多年的“老资格”，因此对他的看管比较松懈。韩子栋也就有了相对的自由，可以在特务的带领下到监狱外的磁器口街上去采购物品。

     韩子栋利用自身有利条件，积极贯彻“狱中党组织”的决定，为难友逃跑做准备。白公馆的左、右、后侧三面是山，当时周围驻扎着特务武装部队，内外岗哨密布，警卫森严。韩子栋深知，如果不把地势、壕沟、道路、岗哨、驻军等情况基本弄清楚，是逃脱不了的。为此，他经常利用外出的机会，了解白公馆周边的情况，并画了一张地形图交给了许晓轩。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难友们的身体都很虚弱，就是有了逃跑的机会也没有体力去实现。韩子栋就利用特务让他管理伙食的机会，精打算巧安排，使难友们的伙食得到改善。为了增强体力，韩子栋还利用自己可以在狱内自由活动的条件，每日练习跑步，特务也听之任之。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虽然其他难友还没有逃跑的机会，但韩子栋却感觉到自己有可能获得一线生机。当他把这一点向“狱中党组织”汇报后，许晓轩、谭沈明和其他难友都感到十分高兴，并一起确定了逃出后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逃跑的机会终于来了。据看押韩子栋，而韩子栋又从其眼皮底下跑掉的军统上尉特务看守员卢兆春后来回忆说：1947年8月18日下午，在白公馆吃午饭后，到磁器口买小卖部的货品（肥皂之类），我与韩子栋同行，韩头上戴着硬壳子草帽。在童家桥正街碰上王电（白公馆医官），他约我一路去胡为祥家中打麻将……我们打了两圈牌，韩子栋自动外出小便，也没有告诉我。又打了两圈，王电说：“怎么韩子栋还不回来？”我说：“他小便去了。”又开始打了四圈，约八点钟，天将晚了，还未回来。前两圈我输了，后来我赢了，但人（仍）未转（回）来。我想到自己的责任，便停止打牌。我与王电同到河边巡看，又到磁器口新街车站找，仍未寻到，便转（回白公馆）来向丁敏之（所长）报告。我谎说：“是在磁器口协大茶馆，他出去小便溜走的。”丁敏之大骂一通，说我通共作弊，训斥后即把我押进白公馆九号楼上牢房……

     韩子栋逃脱后，从磁器口渡过嘉陵江，经涪陵、万县、宜昌、武汉、许昌，终于在河南滑县找到了解放军，回到了党的怀抱。1958年调贵州工作，先后任贵阳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省政协副秘书长等职，1985年离休。

2.刘国志

在红岩的殉难烈士当中，他们大部分不是饥寒交迫出身，而多出身于富有的家庭。刘国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刘国志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家里有土地三千余亩、两家企业并持有大量银行股票，从小过着优越的生活。读高中期间，面对学校里的种种现实状况，他向自己提出了许多问题：为什么同班同学有的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中途辍学？为什么有些同学经常只带着一个馒头或烧饼到学校度日充饥？都是同学，都是人，为什么不能像我这样不为学费、生活费而发愁？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节假日他到书店买书、看书，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高尔基的作品，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他都买来研读，高中期间就有“小哲学家”的称号。高中毕业后，他考入当时国家最高学府中国西南联大数学系读书。读大学期间，他已经不满足于从书本上获取知识，而是直接参加了地下党在学校的抗日救亡团体，在党的指引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刘国志开始写入党申请书，1940年被地下党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家人希望他到美国去读书深造，地下党希望他到云南去工作。刘国志感到很苦恼：怎么办？他希望党组织帮助他决定。党组织告诉他，出国留学是为国家储备人才，到云南去工作是党的需要。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西南发起了最后猛攻，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青年迅速到农村去，一旦日本人占据城市，我们在农村还有自己的根据地。刘国志最后决定，服从党组织调遣，一个人到了云南陆良，在一所县中学以做数学教师为掩护，协助当地党组织进行农村武装力量的筹建，为1948年反美蒋的农民起义组成了滇桂黔边区纵队的主要队伍。

1946年，刘国志奉调回重庆，担任沙坪坝区学生支部委员会书记，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四川省银行重庆经济资料政策研究室资料员。工作期间，刘国志把自己的工薪收入大量投放到学校，开展反饥饿、反内战活动。在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暗杀了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刘国志组织重庆大学学生罢课、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自由的践踏破坏。不幸的是，刘国志后来被他的上级、地下党副书记冉益智出卖。

刘国志被捕后，徐远举非常兴奋。他想，这个细皮嫩肉的公子哥哪可能是骨子里就相信共产革命这一套，不过是年轻人图新鲜、赶时髦罢了，只要政府稍加规劝，一定能使他“浪子回头”。但是在刑罚面前，任凭敌人酷刑威逼，刘国志没有出卖同志、交代组织，最后敌人无计可施，只好将他戴上重镣，投放到白公馆监狱。

刘国志的家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得知刘国志被捕的消息后，他们纷纷动员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关系，向国民党保密局施加压力，要求放人。胡宗南给徐远举打来电报，要求对刘国志个案处理，网开一面；国民党参议长胡子昂亲自给徐远举送去书信，要求对刘国志从轻发落；重庆市市长张笃伦亲自到徐远举办公室，为刘国志说情保项……但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徐远举对这一切给予了抵制。于是，刘国志的家人又变换策略来营救他，他们从香港请回了他的三哥刘国琪。刘国琪在香港开公司做生意，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在香港打听到徐远举抽烟很厉害，于是给他定做了一个纯金的香烟盒，又买了一块名贵的劳力士手表，带上若干洋烟名酒来到重庆，在保密局上下活动，行贿打点。

徐远举在收受了刘家重金的情况下同意放人，但是他告诉刘国琪说，你弟弟犯的是重罪，从我这儿出去最简单的条件，是在报上发表声明退出组织。刘国琪感觉这个条件并不过分，自己的弟弟搞共产革命这一套，一直是家人的心头大患，长期劝说都无效，现在通过政府的压力迫使他与共产党划清界限，也正中家人的所求所愿。但是没想到，刘国志面对哥哥让他在声明书上签字的要求，坚决不答应。哥哥告诉他，你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刘国志明确地回答说，哪怕就是我死去，只要我的组织存在，我就等于没有死。第一次营救就这么失败了。

1949年10月，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形成注定胜利的局面，刘国志的家人再一次为他的安危进行奔走活动。这一次，他们又从香港请回他的三哥。刘国琪这次来到重庆，给国民党保密局送来一张空白支票，并告诉徐远举：你要多少钱，数目任填，我刘家如数奉上，但是我只有一个条件，希望降低条件放人。我的弟弟脾气如此倔强，他不愿做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你非要让他登报发表声明，他不乐意，这不等于我们刘家白赔一条性命吗？反正你们马上要离开重庆，多个朋友多条路，香港方面今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话。

徐远举同意降低条件放人，但是他告诉刘国琪，你弟弟为此写份检查、认个错总是应该的吧。刘国琪说：“这样吧，因时间关系，我帮我弟弟向政府起草一份认错书，只要他签字，一样的算数。”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徐远举同意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当刘国志第二次被带进徐远举的办公室，面对哥哥要求他在认错书上签字的时候，他还是明确地说道：要释放只能是无条件。哥哥扑通一声跪到地下，死死哀求他不要这么死心眼儿，但刘国志坚决不从，最后扭头走出办公室。两次营救就这么失败了。

1949年11月27日，蒋介石签发屠杀密令，徐远举亲自部署，对刘国志进行第一批的密裁。当特务冲进白公馆监狱去提押刘国志的时候，他正在牢房的地板上写诗，刽子手冲进去连推带搡地将他推出牢房，押赴刑场。在奔赴刑场的途中，刘国志口头吟诵了他在牢房里未写完的那首诗。解放后，根据叛徒、特务的交代和脱险志士的回忆，我们把这首诗记录了下来：“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3.江竹筠。

在所有的烈士中江竹筠应该说是最为苦大仇深。她父母早亡，兄弟又病故。她先是在美国人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又在慈善家刘子如的学校读书，受班主任李任夫的影响，加入共产党组织，走上革命道路。作为我们党培养的一位青年干部，她先是被派到重庆妇女慰劳总会担任文字秘书，后到綦江铁矿当会计，再到敬善中学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小学文字教员，最后被送到四川大学读书深造，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江竹筠发愤努力，吸取文化知识，充实自己。就在她专心读书的时候，接到党组织的一个紧急通知：迅速停止学业，回重庆担任市委机关领导人的假妻子。江竹筠一听：一个男人的假妻子怎么做？自己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同男人单独相处的经验，找不到任何感觉去完成这个任务。她拒绝了组织的调遣。组织上反复向她说明情况：重庆地下市委被国民党破坏，所有人员上了黑名单，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从云阳县调来县委书记彭庆邦主持市委机关工作。但是彭庆邦的妻子谭正伦是一个小手工作坊的老板，没有地下活动的经历，也不熟悉重庆的情况，显然不适合掩护工作。江竹筠知道这一情况以后，服从了组织的调遣，办了休学证明，回到了重庆。党组织为了绝对的安全，花重金给彭庆邦得到一个公开身份——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高级主管，并且切断了他与家乡的一切联系，把名字也改为“彭咏梧”。

江竹筠来到彭咏梧身边工作后，彭感觉工作的安全性、保密性大大提高。90名地下党员的名字不用任何记录，江烂熟于心，所有的会议决定只口头传达，不留只言片语。而江竹筠也发现，自己到彭咏梧身边工作以后，以前弄不清楚的问题、想不明白的道理，经彭一点拨就豁然开朗，感觉自己进步得非常快。所以，两个人在工作上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友情慢慢地发展为一种爱情、一种相互疼爱之情。江竹筠清楚地知道，彭咏梧有妻子、有孩子，她要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她向党组织提出请求：请组织另派他人来替代她的工作。组织上觉得江竹筠说的也是实情，所以拟重新物色人选，接替江竹筠。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两件事情改变了江竹筠和彭咏梧假扮夫妻的状况。一件事情是日机轰炸万县，彭咏梧的家和作坊全部被夷为平地，妻子谭正伦、儿子彭炳忠下落不明，彭咏梧四处托人打听都没有结果；第二个情况是军统已经知道中共重庆地下市委重新组建，一个女大学生掩护，遂对家庭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在这种情况下，江竹筠觉得，如果因为自己的掩护不到位、不成功而暴露市委、暴露彭咏梧的身份，那就是没有完成任务，所以她大胆地向组织提出请求：如果老彭不反对，请批准我们结为夫妻，我绝对保证市委和老彭的安全。组织上最后同意了江竹筠的请求，批准两人结为夫妻。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市委机关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但是当孩子不到6个月的时候，川东地下党组织执行上海局的要求，发动游击骚扰，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考虑到彭咏梧来自川东农村，决定派他回万县组织第一次武装起义，由江竹筠担任万县和重庆之间的交通联络员。两口子要去打游击，组织武装起义，孩子不能带去，于是四处托人帮忙照管孩子。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谁都非常为难，就在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情况出现：彭咏梧的前妻带着儿子找来了，原来他们没有死于大轰炸，而是大轰炸以后到了重庆，投靠了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谭竹安当年在《大公报》工作，是我们党“六一社”的进步成员。姐弟俩四处寻找彭咏梧未果，最后在《大公报》登出寻人启事。后来，有人告诉谭竹安，你们要找的姐夫姓彭，会不会就是重庆地下市委的这个领导？他现在在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工作。谭竹安到中央信托局找了几次，最后发现这个人就是他的姐夫。

江竹筠知道情况后，主动向组织表示，这件事情由她自己来解决。她首先把谭竹安请到家中，把她与彭咏梧怎样假扮夫妻、怎样闻知家乡噩耗、怎样面对国民党的盘查假戏真做如实地向谭竹安作了说明。最后江竹筠向他表示：本次任务结束以后，一定让彭咏梧回到你们家中，但是现在有个为难之事，就是我们的孩子没人看管，孩子是彭家骨肉，所以你们无论如何要答应抚养这个孩子。说完把孩子交给谭竹安，自己随丈夫走了。

后来，万县传来消息：彭咏梧在第一次武装起义中不幸牺牲，头颅被砍下来挂在城门示众。谭正伦在重庆闻听噩耗伤心欲绝，可是她又得知，当党组织决定调江竹筠回重庆照顾自己的孩子、在市委机关继续工作时，江竹筠却拒绝了。她明确表示：老彭在什么地方倒下，我就应该在什么地方继续坚持工作，坚守岗位。谭正伦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怎么连自己的儿子都不顾？革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由万县传来消息：江竹筠被叛徒涂孝文出卖，关进了重庆渣滓洞监狱，备受酷刑摧残……谭正伦在狱外得到地下党组织传来的一个又一个消息，她越来越想不明白：革命究竟是什么？

出于一个母亲对另一个母亲的同情，谭正伦把江竹筠的孩子带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托地下党组织把照片带到狱中，这成为江竹筠在狱中最大的精神支柱。而江竹筠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有时间和机会向谭正伦说明其中的原委了。当狱友曾紫霞出狱的时候，她委托带出这样一封信来表明自己的生死观。她说：“家里面死过很多人，包括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记得不知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当江竹筠知道自己来日不多的时候，她又带出了最后一封信，对自己的儿子作了这样的交代：“竹安弟，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们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绝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写完遗信13天后，江竹筠被杀害，年仅30岁。

重庆解放后，谭正伦带着两个孩子急赴歌乐山。当在人民解放军协助下发现江竹筠遗骸的时候，谭正伦极度震惊，她没想到身材如此矮小的江竹筠却有钢铁般的意志。她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把你的儿子抚养成人！”

新中国刚刚成立，重庆生活极度困难，谁也没有想到，谭正伦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进孤儿院寄养，而只专心抚养江竹筠留下的孩子彭云。所以，彭云说：“生我者江竹筠，养我者谭妈妈，对谭妈妈的恩情三天三夜我诉说不完。”

4.陈然

陈然，北京香河人，抗战时期在重庆担任国民党的粮食进出口仓库机修车间主任。国民党发动内战后，下令重庆、南京、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全部撤走，并且查封了《新华日报》。这一时期，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天天刊登的内容是：“共匪”一夜之间不知去向，共产党要发动内战。在这种情况下，陈然把香港地下党组织寄到重庆的新华社电讯稿手抄件，用复写纸复写后在地下党组织里秘密传看。后来地下党决定把这张小传单取名叫《挺进报》，代替《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发挥作用，由陈然担任《挺进报》印刷发行支部委员会书记。但是后来，地下党组织作出了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利用《挺进报》对敌人展开攻心工作，把《挺进报》寄给国民党的党政要员。这引起国民党高层的监视。

重庆市委地下交通联络员任达哉叛变后，暴露出市委机关，整个地下市委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迅速地作出应变对策，通知陈然马上撤走。陈然收到信后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我现在这样走了会绝对安全，但是国民党就认为地下党《挺进报》完全没有工作能力了，不如干脆我把第23期《挺进报》提前一个星期印刷出来，照样发行出去，也寄给国民党的党政要员，这样就会扰乱国民党的视线，同时对被捕的人员也起到一个掩护。

陈然这么决定以后，立即返回阁楼印制第23期《挺进报》。但是，当他按照各发行据点需求全部装好正准备下楼送出去的时候，特务已经包围了整个厂房，他没法脱身。陈然首先返回阁楼，把那份发行名单全部撕碎吞下，当特务上来检查的时候，除了油印工具、第23期《挺进报》，其他一无所获。被捕以后，陈然被敌人突击审讯，要求他交出发行名单，以加大对地下党的破坏，然而陈然任凭敌人酷刑威逼，他没有出卖同志、交代组织。陈然牺牲时年仅28岁。

5.甫志高

叛徒问题是1948—1949年间“重庆地下党破坏案“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据国民党保密局西南区区长徐远举（小说中徐鹏飞的原型）日后在狱中交代：”此次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出卖，否则我是一筹莫展的。“甫志高这一人物形象，即是根据当时破坏案中真实的叛徒人物塑造。甫志高被认为是由重庆地下党五位叛徒”综合“而成——任达哉、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蒲华辅。甫志高这一形象并不是按照此五人”自身的形象“去创造的，而是将他们自己的人生打碎、然后重组到正面人物逻辑之中的结果，通过对五人个人经历的部分实录，或彻底删除，或完全虚构构成了甫志高的故事。

任达哉：叛变党组织的地下联络员，出卖江姐和“许云峰“

刘国定：重庆市委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在狱中叛变。

冉益智：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被捕后叛变，指认刘国定是市委书记，供出几个城区的地下党组织，致使江竹筠、李青林等大批党员被捕。

涂孝文：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被冉益智出卖被捕后叛变，供出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及下川东地下党员江竹筠等二十余名共产党员，使得下川东地下党组织系统几乎彻底瓦解。

蒲华辅：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被、刘国定、冉益智供出，被捕后叛变供出八十多名共产党员。